由于被新三国雷到,重新玩起了光荣的三国志游戏,又出于对几段情节和人物的不解,我把那本小时候看的《三国演义》翻了出来,纸页枯黄地就像秋天树叶拼起来的一样,随时都会被我不经意地扯下来。在某页突然发现几段歪歪扭扭的批注,想起来这书是外公那传给我的,于是我想起了外公。 外公曾是个身体很好的老人,印象里他成天步行着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大愿意闲在自己家里。这可能也跟他年轻时从事的革命事业有关系。据说外公不用扛着枪去拼命,而和他有联系的关键字有地下党、新四军、鲁迅艺术学院等等,虽然知道这些我还是不太懂他究竟是干嘛的,改天去拷问一下外婆。不管怎样,革命的成功,外公也是出过力的,解放后的待遇也颇丰,闲暇还写些中长篇小说被出版,那是我所拜读过的。那天外公见我读他书的认真劲,几次嘿嘿大笑,并明显有点不好意思。小说里的外公是个漂泊的青年人,那是我见过的最年轻的外公。 我很遗憾从来都没什么机遇,能与外公面对面做一些智慧性的进步交谈,原因是在我跟他生命的交集里,我长期处于一种傻傻的天真状态,就会点功课,功课完了看看奥特曼。难得产生过的零星火花,比如我知道外公姓陈的本家里出过个皇帝,叫陈霸先,这令他很惊喜,顺便向我介绍了另一个姓陈的著名美女,叫陈圆圆。他也许不知道,其实我那时的一大兴趣就是把中国所有朝代和他们的开国皇帝都给背一遍,以及各国首都之类的。这直接导致我后来经常是中学史地领域的课代表。有一天在他们家,我比较无聊,把世界地图给画了一遍,外公戴着老花眼镜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成品,最后说:你怎么把卢森堡给漏了?外公喜欢书画,有次过生日,妈妈把我关在小房间里强迫我给外公画了一幅马,用的是我当时所擅长的水墨画风,我都不记得自己还掌握过那么个技能。外公一高兴,送了我一套彩色的奥特曼连环画,那阵子被我翻了无数遍。外公也会和我一起看球,曾目睹过中国队某次出线失败的全过程,不过我俩除了偶尔用几下感叹助词,都没能发表什么特别意见。一个太懵懂,一个太从容。 外公是被打倒过的。比起当初的革命历程,家里人似乎更在意他文革时的遭遇。那时候精神世界十分活跃的外公在解放日报上组织了一篇文章的撰写,由于写得比较有个性,太过出位,发表后即被诛连着打成了右派,很快被彻底打倒了。接着一家子遭殃,黑五类什么的。即使后来得到了平反,地位却也已大不如前了。又后来在一次投资腰果生意被人骗了钱后,他从此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白天和老干部们聚聚头,晚饭时固定摆弄着长波的天线听听中文版的美国之音,关于所有我对这些新闻的疑惑,他从来都笑而不语。 这是我所了解的一点外公,奋斗过,失望过,顽强过,淡定过,向理想冲锋过,被现实欺骗过,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在我们十多年的交集错过之后,才被我慢慢地捞起。外公没有留给过我任何一句有关人生的提点,但我能感受到在自己的身体里仍依稀流淌着他的血液,那是一种无法阻挡,难以遗忘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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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肆意嘲笑贝利,但又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只是低调一点而已。真要回想起来,那也真是如数家珍。 自从我进班读书起,老师们就开始夸赞隔壁班同学是多么的品学兼优,他们的平均分又甩开了我们多少个百分点,我不禁怀疑自己又被人为地分进了弱智班。后来经过实地调研,我们不得不承认隔壁班的女生确实更漂亮,而他们男生的篮球又总比我们打得好。 我很自豪自己曾在大学一场正式比赛里踢失过两个点球,只可惜赛后即便我神伤地留在场边久久不愿离去也没有摄像机来捕捉我忧郁神情的特写。我在想关于踢失点球的荣誉榜里,人们除了记得帕勒莫,舍甫琴科,巴乔,在某些人的记忆里会不会多想到个我。 当我接受后街男孩的时候,他们推出了精选辑然后解散。当我迷恋Nsync的时候,团员突然单飞名义不解散。再然后,所有男孩团队统统解散完毕,害得我只好在盗版碟商店里硬着头皮挖掘一些封面看上去不那么亲切的新面孔。当我哼着Adam’s Song开始变身小楞青的时候,Blink-182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然后各奔东西。一会儿,人们说,流行朋克已经落伍了;一会儿又有人宣布,伟大的英伦摇滚时代已经落幕了。我觉得自己像在被耍,凭啥我干啥啥就结束啊。没有人回答我,事实证明它不是玩笑。CD开始消失,唱歌的人越来越少了,新鲜的音乐好像也逐渐没有了。我的唱片收藏定格在了0506年,偶尔加几辑现场的。 大约97年的时候,我选了一支条件不错的英国球队作为我的精神慰藉来供奉着,十多年来他再也没有染指过联赛冠军。后来我还指定了一个前途似锦的天才球员作为我的官方指定级偶像,随后偶像伤病不断,日渐憔悴,受尽遗忘,却一直还艰难隐忍地坚持着。直到最近,他以一个与绝症不懈斗争的生命斗士形象出现,辉煌一时,算是一次凄凉的回光返照。 大学毕业后,我所向往的职业被经济危机阴云笼罩,裁员新闻不断。我去的第一家单位,原本是一家牛比的垄断性国企,可在我到岗一周后,经历了电信业的重组,猛然间陷入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噩报频传。 我想你们变成了这样都是我害的。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都觉得自己是周围人群中最倒霉的一个,事与愿违大概就像生活的一种常态,而心想事成虚幻得被当成一种祝福。但没人打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邻家贝利,所以当有镜头对着的时候,人们总是下意识幸福地笑着。 C罗在广告片里象征性地开出了一脚留有悬念的任意球,结果在南非统统砸在了人墙上。卡纳瓦罗被YY在门线上解围立功,现实里却被巴拉圭人力压破门。耐克煞费苦心的多重押注全部以悲剧收场,美好的畅想十有八九终结于无果的幻象。于是我愈发欣赏贝利,无论他的失败预测被当成最时髦的国际玩笑,无论他的成功预测被怎样选择性失明地忽略,他都愿意坚持自己任何一瞬间的看法,一本正经地公布出来。足球是圆的,不可捉摸,就像现在这世道,多少人随波逐流,不再在乎自己的观点,随着地势地起伏自如地滚动。 98年世界杯,我钦点的西班牙队小组赛折戟,令我自己在班里颜面扫地。那时候,可没有某个从天空传来的洪亮声音,鼓励我不要灰心,并承诺说十二年后,这个希望终究可以成真。 十二年,对当时十二岁的我来说,足足有另半条命的长度。十二年后,许多热盼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许多旧人们在新人们的光辉下变得愈加模糊,许多世事在经历了无常之后又恢复了冷静。我想祝贺西班牙,更祝贺十二年前读初一的自己。 唉,希望啊,你能发光,你应该飞在我的前方。
梦见自己突然身处一间人烟嚣杂的桌球房里。 我正搓着杆子瞄啊瞄。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子身着既宽松又紧身的衣服在一旁专心地等待着我这一球的结果,我估计她可能是我的对手,因为边上没别的人关心我这球进不进得了,别桌的男人们趁着各种选位架杆的机会瞟过来一批又一批游离不定的眼神。 面对这样的局势,我决定打一记强力拉杆,加左塞,绕一道浅浅的弧线,而那个落袋必须有“轰隆”的力量感。我故弄玄虚地再次削了削杆头,然后迅捷地俯身…. 然后我打出了一记没法更臭的球。 糟糕的是,那女人竟然连配合着笑两下的意思都没有。
上班久了,风格变得利落,做的梦也开始直白。 要是联系人没回我电话,我的手机便会在梦里边响起,她在那头眉飞色舞地说:你上次给的方案太好了。 如果客户不回我邮件,我就会在梦里头收邮箱,显示屏上客户的邮件标题赫然写着“请速速为我们公司办理XX个XXX业务”。 或者某人很久很久没上MSN,我就会在梦里听那人解释说:其实最近考试呢,忙得没时间上网。 在现实中遇到了公然索贿。某钢铁公司经理来开个小业务,竟要两台诺基亚意思意思。我说真要E71有点困难,不如500斯马特卡吧。他脸色大便:“是不是太少了。”这句话恶心得我当天晚上饭也吃不下去。 无能为力的宽容度在与日俱增,能上心的事越来越少。 对于一份从一开始就不喜欢的工作,自己能忍耐多久。三个月?半年?一整年? 对于迈克尔.欧文,我又能默许地支持更多长的时间。从皇家马德里?到纽卡斯尔?再到曼彻斯特联? 三百年的日全食,大气层的云和我都不在乎。我爱天文,但不是现在。 在车站上空等半个多小时也不觉得无聊,因为有萌萌的雨淅淅沥沥地一直陪着我。 这个世界,有时很专业很有经验,有时很团结很有爱心;有时很寂寞很自私,有时变得愚蠢十分的残酷。 我不可能去讨厌曾轶可。 纯如空气,真到心绞。 没声没貌,反应迟钝,笑不拎清,莫名其妙。和我一样只能用几个简单和弦“创作”,和我一样会在台上忘谱。 除了一点单纯的心声,上天忘了留给她任何别的用来配套的东西,这是最最残酷的一种决定。 我很乐于写几首曾轶可似的歌,但只在没有其他人出没的角落里一边一边地重唱。 上初中的时候,中午一放课,就和几个伙伴拎着饭兜跑在所有队伍的最前面,只是想第一个跨进食堂。 直到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女生说:预备班小朋友,奔得小孩似的。她的几个朋友一起眯着我们在笑。 说不清什么原因,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在该漫步的公共场合里大肆奔跑了,偶尔竞走一下。 但我依然觉得,世界那么大,没有比付费在跑步机上和其他人并排盯着电视机跑步更愚蠢的事清。 虽然我正在那么跑着,跑得很矫健,很自信。 只想说:勇敢一点,路还长。
某类现象总是彼彼皆是。 第一次把一张面孔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别扭。但时间久了,这个人便是这个名字底下所能赋予的全部形象表征,任何别的名字套他身上都不搭。 从一个较远的距离观察那群人,他给你的感觉就是低调、平凡、整天愁眉苦脸、不爱热闹;某天开始你接近了这个圈子并得知他是其中的Boss老大时,你开始觉得他气宇轩昂、随和、说话简练精辟、不怒自威。 在商店里试衣服时,你认为某件衣服和自己在镜子里是天底下最古怪的搭配,但现在,你天天都在穿它。 没有什么判断是不可调和的。 可怜的致爱丽丝,无数台电话手机们的默认背景彩铃。